首演于1928年的《三角钱歌剧》是布莱希特早期第一部获得巨大成功的剧作，也是较为充分地体现了作家在戏剧理论上创新和突破的创作实践。而其中以“叙事剧”和“陌生化”理论最为突出，影响最深远。
《三角钱歌剧》作为“叙事剧”的特点即其“叙事性”体现在以下方面：
与传统的亚里士多德戏剧（以悲剧为主）要求的内容高度集中相比，该剧的结构是相对松散的。故事情节并非紧密相连、环环相扣，每一幕、每一场都是相对独立的，作用在于从多角度展示社会现实，剖析现代社会人与人间日益复杂的利益、阶级关系。一开始的序幕用歌曲的方式交待核心人物麦基的身份、背景——通过歌曲中描述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杀人越货行径给观众留下印象：麦基是在伦敦令人闻风丧胆的江洋大盗。接下来的第一幕虽然继而交待了皮丘姆的女儿波莉和麦基的恋爱关系，但在此之前有很大的篇幅用于讲述皮丘姆经营的生意，以及他如何精明、冷酷地榨取一个穷困潦倒沦为乞丐的年轻人菲尔希最后几个先令。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在阴处过程中插入的歌曲，作用在于直接打断情节的发展，故意造成情节的不连贯。如第一幕第2场波莉所唱的《海盗詹妮》，内容荒诞不稽，和情节的发展没有什么关系；再如第一幕结尾的第一段三角钱终曲《人生境遇不佳》，虽然从剧中人物波莉、皮丘姆、皮丘姆太太的口中唱出，但歌词本身和人物的身份也没有联系，而是如同叙述作品比如小说的议论段落：作者中断叙述，发表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看法。类似的还有第二幕第4和第5场直接的《病态色情狂小调》。而第一幕第2场布朗向麦基道贺新婚时两人合唱的《大炮歌》以及第二幕第5场《靠妓女为生者小调》，前者通过对二人在战争中严酷经历的戏谑，暗示了警察和强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关系，后者对妓女詹妮和麦基曾经度过的悲惨和堕落生活的讲述是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冷静观察，这就迫使观众思考造成社会的黑暗与人的冷酷无情、道德败坏的原因，更为第二段三角钱终曲提出“先要吃饱，才有道德”的观点埋下了伏笔。情节上另一个大胆的创新还体现在最后一场的结尾处：不仅女王使者突然出现宣布释放麦基并赐予爵位、城堡本身不合逻辑，更为荒诞的还是这一结尾由剧中人皮丘姆唱“因为我们和你们都希望有个好结局，所以国王的使者马上来到”而引出。这一突兀的转变彻底颠覆了戏剧再现、模仿现实的传统规则。戏剧的目的不在以合情合理的情节引人入胜，让观众投入舞台上营造的类似现实的幻象并投入感情，而是让观众看到所谓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其用意在于通过舞台上的荒诞促使观众反思现实的严峻：穷人在被社会现实逼迫到走投无路，便会铤而走险，杀人越货，而法律是靠剥削为生的人定的，不可能放过出于贫困而触犯法律的人。所以结尾处用合唱提醒观众：“这故事里处处是痛苦呻吟，别忘掉里面的黑暗以及冷酷无情！”布莱希特也在戏剧性戏剧和叙事剧的对比中阐释了荒诞情节的审美意义：“戏剧式戏剧观众的感受是：……这真是伟大的艺术，因为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叙事剧观众的感受是：……这真是伟大的艺术：因为这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布莱希特提出“叙事剧”的目的在于打破西方传统的文学体裁三分法（诗歌、叙述作品、戏剧）的严格界限，将叙事作品的表现手法引入戏剧，从而为扩大戏剧表现社会生活的广度和刻画人物的角度服务。而这一目的与布莱希特认为传统亚里士多德式戏剧是被动的对行动的模仿，观众是被动地投入和接受，是与前现代社会人类发现、改造世界能力的低下相一致的观点密切相关。他提出的戏剧创作手段的创新目的在于让戏剧适应时代的发展，使之适应人类已经走出对自然被动的顺从，进入主动改造世界的现代社会的时代。因此他在戏剧冲突中放弃了推动情节发展、制造悬念和紧张感的尖锐戏剧冲突，比如剧中对立的两个人物，麦基和皮丘姆出了麦基上绞刑架之前并没有相遇，而这两个人物同时出现的一场也没有安排激烈的语言或行动交锋。作者故意避开冲突，为的是把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通过麦基之口说出的作者对社会现象的思考：“……你们看到了一个没落阶层的一个没落的代表。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手艺匠老实巴交的用铁棒撬开小店主的钱柜，现在让背后站着银行的大老板们吞吃了。撬锁的家伙跟股票比算什么？抢银行跟开银行比算什么？……”
在人物的塑造方面，布莱希特有意避免类型化、黑白分明的人物性格。他的目的不在于用使人爱憎分明的类型化行动和语言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引起观众对人物的情感共鸣。他认为“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由于那种简单的将感情移入剧中人的论调，使得观众往往很容易毫无批判地（而且实际上也是徒劳地）沉溺于移情体验。因而，描写应使素材和事件过程有一陌生化过程。为了使人理解，陌生化是十分必要的。任何“想当然”都会扼杀这种理解。（《论叙事剧》）剧中的核心人物麦基，作家无意把他刻画成十恶不赦、穷凶极恶的恶棍。而是通过多个侧面将其刻画成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目的在于引发观众对这一现象批判性的思考。麦基在剧中并不是作为流氓无产者，而是资产阶级的代表。皮丘姆太太金额皮丘姆的叙述中麦基的形象并不是残暴、血腥，而是高雅、得体的资产者派头：“白色手套，戴象牙柄的手杖，护鞋套，其皮鞋，举止大方……”在《三角钱歌剧解说》一文指出：“资产阶级对强盗的偏爱，是出于一种谬见：强盗不是资产者。这个谬见出于另一个谬见：资产者不是强盗。”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安排麦基和波莉举行婚礼一场的用意：婚礼是在别人 的马厩里举行的，家具、餐具、婚宴的菜、结婚礼品，全部是盗抢而来。正是用漫画化的夸张表达作者资产阶级靠掠夺起家的的观点。而从另一角度作者又表现了他作为资产者的务实和工具理性.例如在婚礼的开头众手下向麦基汇报抢劫所获和杀人伤人的情况时麦基的反应表明他是不赞成制造不必要的死伤的：“我立下的规矩是：避免流血。一想到流血，我就不好受。你们成不了好手！是狠手，但不是好手！”这表明麦基在作家眼中不应该是嗜血成性、丧心病狂的恶魔，他只以获利为目标，而不以杀人为乐。“减少流血至最小程度，他的理性化，这些是业务原则。”因此也不会引起观众诸如恐惧、憎恨等强烈的情感。而麦基定期逛妓院也被刻画成资产者对既成的生活方式的严格遵守：“总之，谈到他的私生活，他重视经常去特恩布里奇咖啡馆，首先是因为有这种习惯。而尊重和增加习惯则是资产阶级生活的主要目的。”
另外一个主要人物皮丘姆，作者认为“他当然是个流氓，一个旧戏剧意义下的流氓”。但他并没有用“旧戏剧”的方式，即通过对其丑恶行径有倾向性的道德判断引起观众的厌恶、憎恨情绪。比如在落魄青年菲利希被皮丘姆的手下毒打一顿后不得不上门买“行乞执照”一场，他榨取穷人中的最穷者，这一行为本身是令人发指的，而他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性格上的残忍、贪婪等，而是他作为一个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经营者的严谨和理智。他告发麦基是因为麦基拐走他女儿，但他并没有表现出对女儿的爱和由此产生的对麦基的仇恨。他仅仅把女儿当作自己所经营的生意的一个工具，而麦基抢夺了这一工具，所以要夺回；因为不仅能夺回女儿，还能领到赏金，所以他才会选择告发的手段。布莱希特冷静地剖析这一人物的行动和其经济利益、世界观的关系，目的在于让观众对人物所代表的社会现象进行批判的思考。
其他人物如布朗，一方面表现他和麦基之间的友谊，另一方面在皮丘姆的威胁面前布朗还是选择了牺牲朋友，并且在麦基上绞架之前和他清账，这也表明了作者社会现实和经济基础决定人的思想、行动的观点。至于波莉，虽然是作为较为正面的人物出现的，但作者并没有按照旧戏剧的方式将她刻画成纯洁、善良、热情的女主人公形象，而是给她的爱情添加了浓厚的喜剧色彩，制造出浪漫、伤感和荒诞相结合的效果，用滑稽嘲讽浪漫。这实际上是对传统戏剧，主要是悲剧庄严、崇高的情感的颠覆，和不引起观众感情共鸣而要求观众运用理智思考的目的是一致的。
在语言风格上，一反古典悲剧热衷使用的“庄严语言”，布莱希特使用的是“日常语言”，即不唱高调，直接把盗匪、窃贼、丐帮头子等社会底层人物使用的市井俚语搬上舞台，从而使语言诙谐、生动，充满机智和幽默，也贴近了社会现实。这也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德语文学的主流从充满激情和对世界夸张、抽象表现的表现主义转向冷静、理智，贴近社会现实的新写实主义的表现。
[p:1]
《三角钱歌剧》作为“叙事剧”的特点即其“叙事性”体现在以下方面：
与传统的亚里士多德戏剧（以悲剧为主）要求的内容高度集中相比，该剧的结构是相对松散的。故事情节并非紧密相连、环环相扣，每一幕、每一场都是相对独立的，作用在于从多角度展示社会现实，剖析现代社会人与人间日益复杂的利益、阶级关系。一开始的序幕用歌曲的方式交待核心人物麦基的身份、背景——通过歌曲中描述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杀人越货行径给观众留下印象：麦基是在伦敦令人闻风丧胆的江洋大盗。接下来的第一幕虽然继而交待了皮丘姆的女儿波莉和麦基的恋爱关系，但在此之前有很大的篇幅用于讲述皮丘姆经营的生意，以及他如何精明、冷酷地榨取一个穷困潦倒沦为乞丐的年轻人菲尔希最后几个先令。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在阴处过程中插入的歌曲，作用在于直接打断情节的发展，故意造成情节的不连贯。如第一幕第2场波莉所唱的《海盗詹妮》，内容荒诞不稽，和情节的发展没有什么关系；再如第一幕结尾的第一段三角钱终曲《人生境遇不佳》，虽然从剧中人物波莉、皮丘姆、皮丘姆太太的口中唱出，但歌词本身和人物的身份也没有联系，而是如同叙述作品比如小说的议论段落：作者中断叙述，发表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看法。类似的还有第二幕第4和第5场直接的《病态色情狂小调》。而第一幕第2场布朗向麦基道贺新婚时两人合唱的《大炮歌》以及第二幕第5场《靠妓女为生者小调》，前者通过对二人在战争中严酷经历的戏谑，暗示了警察和强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关系，后者对妓女詹妮和麦基曾经度过的悲惨和堕落生活的讲述是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冷静观察，这就迫使观众思考造成社会的黑暗与人的冷酷无情、道德败坏的原因，更为第二段三角钱终曲提出“先要吃饱，才有道德”的观点埋下了伏笔。情节上另一个大胆的创新还体现在最后一场的结尾处：不仅女王使者突然出现宣布释放麦基并赐予爵位、城堡本身不合逻辑，更为荒诞的还是这一结尾由剧中人皮丘姆唱“因为我们和你们都希望有个好结局，所以国王的使者马上来到”而引出。这一突兀的转变彻底颠覆了戏剧再现、模仿现实的传统规则。戏剧的目的不在以合情合理的情节引人入胜，让观众投入舞台上营造的类似现实的幻象并投入感情，而是让观众看到所谓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其用意在于通过舞台上的荒诞促使观众反思现实的严峻：穷人在被社会现实逼迫到走投无路，便会铤而走险，杀人越货，而法律是靠剥削为生的人定的，不可能放过出于贫困而触犯法律的人。所以结尾处用合唱提醒观众：“这故事里处处是痛苦呻吟，别忘掉里面的黑暗以及冷酷无情！”布莱希特也在戏剧性戏剧和叙事剧的对比中阐释了荒诞情节的审美意义：“戏剧式戏剧观众的感受是：……这真是伟大的艺术，因为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叙事剧观众的感受是：……这真是伟大的艺术：因为这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布莱希特提出“叙事剧”的目的在于打破西方传统的文学体裁三分法（诗歌、叙述作品、戏剧）的严格界限，将叙事作品的表现手法引入戏剧，从而为扩大戏剧表现社会生活的广度和刻画人物的角度服务。而这一目的与布莱希特认为传统亚里士多德式戏剧是被动的对行动的模仿，观众是被动地投入和接受，是与前现代社会人类发现、改造世界能力的低下相一致的观点密切相关。他提出的戏剧创作手段的创新目的在于让戏剧适应时代的发展，使之适应人类已经走出对自然被动的顺从，进入主动改造世界的现代社会的时代。因此他在戏剧冲突中放弃了推动情节发展、制造悬念和紧张感的尖锐戏剧冲突，比如剧中对立的两个人物，麦基和皮丘姆出了麦基上绞刑架之前并没有相遇，而这两个人物同时出现的一场也没有安排激烈的语言或行动交锋。作者故意避开冲突，为的是把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通过麦基之口说出的作者对社会现象的思考：“……你们看到了一个没落阶层的一个没落的代表。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手艺匠老实巴交的用铁棒撬开小店主的钱柜，现在让背后站着银行的大老板们吞吃了。撬锁的家伙跟股票比算什么？抢银行跟开银行比算什么？……”
在人物的塑造方面，布莱希特有意避免类型化、黑白分明的人物性格。他的目的不在于用使人爱憎分明的类型化行动和语言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引起观众对人物的情感共鸣。他认为“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由于那种简单的将感情移入剧中人的论调，使得观众往往很容易毫无批判地（而且实际上也是徒劳地）沉溺于移情体验。因而，描写应使素材和事件过程有一陌生化过程。为了使人理解，陌生化是十分必要的。任何“想当然”都会扼杀这种理解。（《论叙事剧》）剧中的核心人物麦基，作家无意把他刻画成十恶不赦、穷凶极恶的恶棍。而是通过多个侧面将其刻画成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目的在于引发观众对这一现象批判性的思考。麦基在剧中并不是作为流氓无产者，而是资产阶级的代表。皮丘姆太太金额皮丘姆的叙述中麦基的形象并不是残暴、血腥，而是高雅、得体的资产者派头：“白色手套，戴象牙柄的手杖，护鞋套，其皮鞋，举止大方……”在《三角钱歌剧解说》一文指出：“资产阶级对强盗的偏爱，是出于一种谬见：强盗不是资产者。这个谬见出于另一个谬见：资产者不是强盗。”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安排麦基和波莉举行婚礼一场的用意：婚礼是在别人 的马厩里举行的，家具、餐具、婚宴的菜、结婚礼品，全部是盗抢而来。正是用漫画化的夸张表达作者资产阶级靠掠夺起家的的观点。而从另一角度作者又表现了他作为资产者的务实和工具理性.例如在婚礼的开头众手下向麦基汇报抢劫所获和杀人伤人的情况时麦基的反应表明他是不赞成制造不必要的死伤的：“我立下的规矩是：避免流血。一想到流血，我就不好受。你们成不了好手！是狠手，但不是好手！”这表明麦基在作家眼中不应该是嗜血成性、丧心病狂的恶魔，他只以获利为目标，而不以杀人为乐。“减少流血至最小程度，他的理性化，这些是业务原则。”因此也不会引起观众诸如恐惧、憎恨等强烈的情感。而麦基定期逛妓院也被刻画成资产者对既成的生活方式的严格遵守：“总之，谈到他的私生活，他重视经常去特恩布里奇咖啡馆，首先是因为有这种习惯。而尊重和增加习惯则是资产阶级生活的主要目的。”
另外一个主要人物皮丘姆，作者认为“他当然是个流氓，一个旧戏剧意义下的流氓”。但他并没有用“旧戏剧”的方式，即通过对其丑恶行径有倾向性的道德判断引起观众的厌恶、憎恨情绪。比如在落魄青年菲利希被皮丘姆的手下毒打一顿后不得不上门买“行乞执照”一场，他榨取穷人中的最穷者，这一行为本身是令人发指的，而他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性格上的残忍、贪婪等，而是他作为一个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经营者的严谨和理智。他告发麦基是因为麦基拐走他女儿，但他并没有表现出对女儿的爱和由此产生的对麦基的仇恨。他仅仅把女儿当作自己所经营的生意的一个工具，而麦基抢夺了这一工具，所以要夺回；因为不仅能夺回女儿，还能领到赏金，所以他才会选择告发的手段。布莱希特冷静地剖析这一人物的行动和其经济利益、世界观的关系，目的在于让观众对人物所代表的社会现象进行批判的思考。
其他人物如布朗，一方面表现他和麦基之间的友谊，另一方面在皮丘姆的威胁面前布朗还是选择了牺牲朋友，并且在麦基上绞架之前和他清账，这也表明了作者社会现实和经济基础决定人的思想、行动的观点。至于波莉，虽然是作为较为正面的人物出现的，但作者并没有按照旧戏剧的方式将她刻画成纯洁、善良、热情的女主人公形象，而是给她的爱情添加了浓厚的喜剧色彩，制造出浪漫、伤感和荒诞相结合的效果，用滑稽嘲讽浪漫。这实际上是对传统戏剧，主要是悲剧庄严、崇高的情感的颠覆，和不引起观众感情共鸣而要求观众运用理智思考的目的是一致的。
在语言风格上，一反古典悲剧热衷使用的“庄严语言”，布莱希特使用的是“日常语言”，即不唱高调，直接把盗匪、窃贼、丐帮头子等社会底层人物使用的市井俚语搬上舞台，从而使语言诙谐、生动，充满机智和幽默，也贴近了社会现实。这也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德语文学的主流从充满激情和对世界夸张、抽象表现的表现主义转向冷静、理智，贴近社会现实的新写实主义的表现。
[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