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暴》：东德掘墓人的功过是非
本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从艺术角度来讲，电影对柏林墙倒塌这一事件，采取了最简单化的直观性表现，与同样反映这一事件的《别了，列宁》相比，构思上基本没有什么新意，艺术表现也平平，但却被授予大奖，可见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看重的不是艺术性，倒是电影的敏锐题材。
柏林墙倒塌了，德国电影似乎并没有忘记这一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似乎在这部电影中变相地说明了，柏林墙是怎样倒塌了，也就是说东德是怎样被扔进坟墓的。
东德的消失，是幸事还是坏事？
当初东、西德的出现，直接的原因，显然是二战结束，德国战败。把德国分成两半，对制约德国来说，倒未免不是一个有效的措施。这就像是原子弹制造过程中，把两块铀隔离开来，控制它们不致达到临界质量，一旦让两块铀合二为一，究竟给世界带来了和平还是风险，目前来说，还难以有定论。
对战争失败者予以惩罚，这本该是作为战败者德国与日本在二战结束后的应该承担的必由命运。但是，因为冷战开始，战败者这茬没人理了，只看到意识形态之间的隔阂，而对荡涤法西斯余毒却半途而废，最为典型的就是日本，对军国主义清算，是半截长鱼半截蛇，导致后患无穷。所以，柏林墙倒了，就兴高采烈，好像只看到一个政权倒了，却没有看到，对二战后果的应负的苦果也一笔抹煞了。
对《窃听风暴》而言，电影看到柏林墙倒塌后的德国统一，同时，幸灾乐祸东德的消失。这是电影把两个问题放到一起后自然要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德国统一必然需要有东德消失这一前提。这是电影的叙事策略产生的一种有意的效果。电影里导致的一个国家政权的消失，在德国统一的大前提下，被略去了这种国破家亡的悲剧性质。东德政权的没落在德国统一的光彩下被淡化、遮掩了。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如果里面的东德换成南斯拉夫，换成伊拉克，换成俄罗斯，经过那些社会群体与保安部门的通力合作，导致国家解体，那么，是否还会像电影里彰显的那么富有成就感？就说南斯拉夫吧，如果文化工作者们的努力，加上特工部门的无效履职，导致国家的分解，那么，我们是否会在一个国家消失的情况下，去赞美个人的英雄行为？是否会在一个国家政权消失的背景下，去赞美那些充当了国家掘墓人的英雄们？
但现在电影把这一问题放在了东德的这一特殊的地域环境里，因为东德亡了，德国统一了，所以，东德的消失的丧权辱国是不存在了，所以整个电影里只有胜利，只有欢呼。但是，东德与西德的出现是二战的结果，现在东德消亡，影片控诉的只是东德的政权，却没有想到东德的出现，恰恰是二战的成果。这是电影另一种策略所在，将控诉的目标指向东德的政权，强化这个政权的野蛮与不自由，却忽略掉二战时东、西德分立的必然性与正义性。
因此，影片中的艺术家揭露东德的丑恶现象，瓦解了这个国家，就逃脱了亡国的指控，而成为英雄的代名词。那个监听的特工在关键时刻对分裂国家的行为没有作为，也变相地成为了德国统一的英雄。但是，他是否是一种失职？
如果换成美国的环境下，就像《无间行者》中的例子吧，黑社会抛售武器，而特工部门视而不见，暗地里纵容，这是否是一种失职的行为？但现在电影把特工威斯勒教授监听时手留情，作为一个好人来歌颂，是否违背了基本的是非观？
这反映了电影里的一种双重标准。对于自己的国家，强调的是不放过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的隐患，但是对于敌对国家，却希望对方的特工无所作为，纵容危害国家政权的人。
所以说，这种正义性完全是一种相对论。威斯特对于那些柏林墙两边的一个阵营来说，是一个英雄，对于另一阵营来说，却是一个无所作为的渎职者。
《窃听风暴》也知道这种正义的相对性对于电影的尴尬，它必须把电影叙事者的敌对阵营妖魔化，于是影片里就出现了一个东德分管文化的部长。这个部长在影片里的被妖魔化，是采取一种道德批判来展开的。因为对一部这样的特工影片来说，维护国家政权的官僚，很难一棍子打死，但是从道德上否认他，妖魔化他，却是一个最简单且有效的办法。在咱们中国也是如此啊，在政治上搞臭一个人可能很难，但从生活中泼污水却能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
电影里作家威斯特的妻子就承担了一个用道德判断代替政治判断的符码职责。在影片中，威斯特的妻子与作家感情甚为融洽，两相娱悦，但是，代表国家意志象征的文化部长，恰恰剥夺了两个人的相爱，并横插一杠子，在车上强暴了她。
于是，政治对立，在电影里很快转化为道德倾斜。文化部长本来进行意识形态管理的时候，应该是出于维护国家政权的目的，但在电影里，却被幻化成一种私欲，这种私欲转而也让人质疑他的政治动机，通过他XX这一私密化的行为，使他的政治动机也变得阴暗起来。
于是，作家与国家政权的对立，在电影里就变成了维护妻子生命的简单化叙事。试想一下，如果电影里的文化部长并不是一个穷凶极恶、色胆包天的恶人，而是对艺术家关怀备至，那么，作家该如何进行他的政治选择？
因此，电影里选择了一种最庸俗化、最简单化的道德判断，来代替影片中的政治判断，达到了最浅显的硬性地推销其理念的目的，可以看出，这部电影的强大的政治阐述代替了它的艺术刻划的功力。电影回避了对人性深入的探讨，而是借助于最偶然的情节特别是个人品性方面的道德评价，来图解一个政权的毁灭的过程。这怎么可能有说服力？就像西德当时就没有高层领导XX的事情发生吗？这是否可以导致一个西德艺术家摧毁掉西德呢？道德判断在艺术作品中往往是乏力，不能说明历史发展的真相，但却能起到很好的对观众的即时性的说服作用。一个艺术作品采取道德判断，实际上是一种概念化的无奈，这种道德评价代替历史评价，也是中国文艺作品上的一个非常普通的现象。比如《芙蓉镇》就是一个典型。
影片中，当德国统一后，前任文化部长再次见到作家威斯特，语含讽刺地说道：“现在的联邦德国，真的是你们艺术家想要的吗？人们没有信仰，没有爱……”，这样的语调，我们在《别了，列宁》中也看到这样类似的失落的表述。对比前苏作家在苏联解体后的一落千丈，的确可以看出，艺术家在这种政治行为中的一种为政治而政治的尴尬。
因此，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东德的掘墓人，是否是一个英雄，实在是见仁见智的问题。《窃听风暴》试图进入这一个领域，作为极为贴近的讴歌，但影片中的价值尺度，陈旧得可怜，完全是用一种道德判断来代替历史判断，正是因为道德判断，改变了监视特工的严酷个性，是同情，是文化部长的XX，使他改变了看法。影片看似把批判的投枪，指向了东德的政治问题，但那不过是虚晃一枪，关键的地方，电影仍沿用通俗小说里非此即彼的道德评价来决定人物是非。这导致了电影空有一个庞大的题材，但里面却充满着偷天换日、瞒天过海的简单化叙事策略，如果我们撇开电影里的东德消失的政治问题，仅仅表现一个特工人员，看到被监视对象是出于妻子被XX的原因而进行反抗行为，依然不影响故事的成立。再细化一步，我们表现一个美国特工人员，看到参与9、11的恐怖分子，因为自己的妻子被美国人的炸弹炸死了，而心生报复，他是否会手下留情，放他一马？其实这两个问题在电影中是一样的。然而，正是因为《窃听风暴》有意识地把监视这一全球任何国家都在干的行为，拉扯上政治的背景来说事，才使这一个简单化、缺乏人性深刻的电影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这倒让我们看到，奥斯卡越来越与时事政治搭上了界。轻信奥斯卡的艺术性，那不过是痴人说梦。
本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从艺术角度来讲，电影对柏林墙倒塌这一事件，采取了最简单化的直观性表现，与同样反映这一事件的《别了，列宁》相比，构思上基本没有什么新意，艺术表现也平平，但却被授予大奖，可见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看重的不是艺术性，倒是电影的敏锐题材。
柏林墙倒塌了，德国电影似乎并没有忘记这一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似乎在这部电影中变相地说明了，柏林墙是怎样倒塌了，也就是说东德是怎样被扔进坟墓的。
东德的消失，是幸事还是坏事？
当初东、西德的出现，直接的原因，显然是二战结束，德国战败。把德国分成两半，对制约德国来说，倒未免不是一个有效的措施。这就像是原子弹制造过程中，把两块铀隔离开来，控制它们不致达到临界质量，一旦让两块铀合二为一，究竟给世界带来了和平还是风险，目前来说，还难以有定论。
对战争失败者予以惩罚，这本该是作为战败者德国与日本在二战结束后的应该承担的必由命运。但是，因为冷战开始，战败者这茬没人理了，只看到意识形态之间的隔阂，而对荡涤法西斯余毒却半途而废，最为典型的就是日本，对军国主义清算，是半截长鱼半截蛇，导致后患无穷。所以，柏林墙倒了，就兴高采烈，好像只看到一个政权倒了，却没有看到，对二战后果的应负的苦果也一笔抹煞了。
对《窃听风暴》而言，电影看到柏林墙倒塌后的德国统一，同时，幸灾乐祸东德的消失。这是电影把两个问题放到一起后自然要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德国统一必然需要有东德消失这一前提。这是电影的叙事策略产生的一种有意的效果。电影里导致的一个国家政权的消失，在德国统一的大前提下，被略去了这种国破家亡的悲剧性质。东德政权的没落在德国统一的光彩下被淡化、遮掩了。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如果里面的东德换成南斯拉夫，换成伊拉克，换成俄罗斯，经过那些社会群体与保安部门的通力合作，导致国家解体，那么，是否还会像电影里彰显的那么富有成就感？就说南斯拉夫吧，如果文化工作者们的努力，加上特工部门的无效履职，导致国家的分解，那么，我们是否会在一个国家消失的情况下，去赞美个人的英雄行为？是否会在一个国家政权消失的背景下，去赞美那些充当了国家掘墓人的英雄们？
但现在电影把这一问题放在了东德的这一特殊的地域环境里，因为东德亡了，德国统一了，所以，东德的消失的丧权辱国是不存在了，所以整个电影里只有胜利，只有欢呼。但是，东德与西德的出现是二战的结果，现在东德消亡，影片控诉的只是东德的政权，却没有想到东德的出现，恰恰是二战的成果。这是电影另一种策略所在，将控诉的目标指向东德的政权，强化这个政权的野蛮与不自由，却忽略掉二战时东、西德分立的必然性与正义性。
因此，影片中的艺术家揭露东德的丑恶现象，瓦解了这个国家，就逃脱了亡国的指控，而成为英雄的代名词。那个监听的特工在关键时刻对分裂国家的行为没有作为，也变相地成为了德国统一的英雄。但是，他是否是一种失职？
如果换成美国的环境下，就像《无间行者》中的例子吧，黑社会抛售武器，而特工部门视而不见，暗地里纵容，这是否是一种失职的行为？但现在电影把特工威斯勒教授监听时手留情，作为一个好人来歌颂，是否违背了基本的是非观？
这反映了电影里的一种双重标准。对于自己的国家，强调的是不放过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的隐患，但是对于敌对国家，却希望对方的特工无所作为，纵容危害国家政权的人。
所以说，这种正义性完全是一种相对论。威斯特对于那些柏林墙两边的一个阵营来说，是一个英雄，对于另一阵营来说，却是一个无所作为的渎职者。
《窃听风暴》也知道这种正义的相对性对于电影的尴尬，它必须把电影叙事者的敌对阵营妖魔化，于是影片里就出现了一个东德分管文化的部长。这个部长在影片里的被妖魔化，是采取一种道德批判来展开的。因为对一部这样的特工影片来说，维护国家政权的官僚，很难一棍子打死，但是从道德上否认他，妖魔化他，却是一个最简单且有效的办法。在咱们中国也是如此啊，在政治上搞臭一个人可能很难，但从生活中泼污水却能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
电影里作家威斯特的妻子就承担了一个用道德判断代替政治判断的符码职责。在影片中，威斯特的妻子与作家感情甚为融洽，两相娱悦，但是，代表国家意志象征的文化部长，恰恰剥夺了两个人的相爱，并横插一杠子，在车上强暴了她。
于是，政治对立，在电影里很快转化为道德倾斜。文化部长本来进行意识形态管理的时候，应该是出于维护国家政权的目的，但在电影里，却被幻化成一种私欲，这种私欲转而也让人质疑他的政治动机，通过他XX这一私密化的行为，使他的政治动机也变得阴暗起来。
于是，作家与国家政权的对立，在电影里就变成了维护妻子生命的简单化叙事。试想一下，如果电影里的文化部长并不是一个穷凶极恶、色胆包天的恶人，而是对艺术家关怀备至，那么，作家该如何进行他的政治选择？
因此，电影里选择了一种最庸俗化、最简单化的道德判断，来代替影片中的政治判断，达到了最浅显的硬性地推销其理念的目的，可以看出，这部电影的强大的政治阐述代替了它的艺术刻划的功力。电影回避了对人性深入的探讨，而是借助于最偶然的情节特别是个人品性方面的道德评价，来图解一个政权的毁灭的过程。这怎么可能有说服力？就像西德当时就没有高层领导XX的事情发生吗？这是否可以导致一个西德艺术家摧毁掉西德呢？道德判断在艺术作品中往往是乏力，不能说明历史发展的真相，但却能起到很好的对观众的即时性的说服作用。一个艺术作品采取道德判断，实际上是一种概念化的无奈，这种道德评价代替历史评价，也是中国文艺作品上的一个非常普通的现象。比如《芙蓉镇》就是一个典型。
影片中，当德国统一后，前任文化部长再次见到作家威斯特，语含讽刺地说道：“现在的联邦德国，真的是你们艺术家想要的吗？人们没有信仰，没有爱……”，这样的语调，我们在《别了，列宁》中也看到这样类似的失落的表述。对比前苏作家在苏联解体后的一落千丈，的确可以看出，艺术家在这种政治行为中的一种为政治而政治的尴尬。
因此，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东德的掘墓人，是否是一个英雄，实在是见仁见智的问题。《窃听风暴》试图进入这一个领域，作为极为贴近的讴歌，但影片中的价值尺度，陈旧得可怜，完全是用一种道德判断来代替历史判断，正是因为道德判断，改变了监视特工的严酷个性，是同情，是文化部长的XX，使他改变了看法。影片看似把批判的投枪，指向了东德的政治问题，但那不过是虚晃一枪，关键的地方，电影仍沿用通俗小说里非此即彼的道德评价来决定人物是非。这导致了电影空有一个庞大的题材，但里面却充满着偷天换日、瞒天过海的简单化叙事策略，如果我们撇开电影里的东德消失的政治问题，仅仅表现一个特工人员，看到被监视对象是出于妻子被XX的原因而进行反抗行为，依然不影响故事的成立。再细化一步，我们表现一个美国特工人员，看到参与9、11的恐怖分子，因为自己的妻子被美国人的炸弹炸死了，而心生报复，他是否会手下留情，放他一马？其实这两个问题在电影中是一样的。然而，正是因为《窃听风暴》有意识地把监视这一全球任何国家都在干的行为，拉扯上政治的背景来说事，才使这一个简单化、缺乏人性深刻的电影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这倒让我们看到，奥斯卡越来越与时事政治搭上了界。轻信奥斯卡的艺术性，那不过是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