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没有太阳仍然汗流浃背的那种热。
她低着头，双手摆弄着衣角，一言不发。在洛阳铁路公安处拘留所一个2平方米的房间里，记者在问她几个问题后不再问了，因为再问她还是不回答。记者决定和她就这样默默地坐着，也许在沉默中她会选择打破沉默。
头顶上的吊扇已经开到最大，随着扇叶的圆周运动，轰轰隆隆的声音一圈圈地胡乱拨弄着人的心弦。
一大滴泪砸在了她的衣角上，倏忽与汗融为一体，看来，她的记忆已经触摸到了心底最脆弱的部分。
“想你的三个身患乙肝的孩子吗？”记者突然说。“哇——”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她压抑了许久的情绪终于伴着泪水汹涌澎湃地宣泄出来。
她叫王春芳，一个37岁的农村妇女，一个因贩婴被警方抓获的犯罪嫌疑人。
在随后两个小时的采访中，她向记者回忆了自己的贩婴之路。令人痛心的是，初中毕业的她对法律几乎一无所知，她糊涂地认为，替买卖婴儿的双方“牵线搭桥”是积德行善，还天真地问记者她能不能替因贩婴同时“进来”的丈夫顶罪，因为“家里还有三个身染乙肝的孩子没人照看”。
【叙述开始时，她渐趋平静。只是她仍然捏着衣角，低着头，声音低沉而缓慢，好像她的听众不是记者，而是她自己。为了不惊扰她的回忆，记者没有随便插话，只是静静地听，默默地记，她的思绪飘到哪儿，记者的笔尖就落到哪儿。】
认识李桃枝始于一次偶然，这个偶然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娘家是嵩县人，婆家在伊川县。我有三个孩子，长子今年15岁，辍学；次子13岁，小学五年级；老三是个女孩，8岁，小学二年级，是我8年前花了900块钱从一个人贩子那里抱养的。
农民嘛，不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伺候几亩薄地，聊以维持温饱，撑不着也饿不死。吃着自家地里长出来的粮食，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了。生活本来很平静，像一碗面汤，喝起来有点小疙瘩，但后味总是甜甜的。
生活如果能就这样幸福地凑合下去多好啊！然而我没这福分。前年，在学校的一次体检中，我的三个孩子同时被检查出来同一种病:乙肝。
去年3月的一天，我们县医院请来专家搞乙肝知识讲座，我早早地去了。讲座快开始时，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坐在了我旁边。讲座的间隙，我和她说起了家长里短的事儿。
刚才说了，我的小女儿是抱养的。去年年初，嵩县娘家那边的一个亲戚也想抱养个女孩，找我问路子。我说没啥路子，亲戚不信，非要我帮忙。我把这事和邻座的女子说了说，她竟然说可以帮忙，我们就互留了一个电话。
这个女人就是李桃枝，她说起话来总是笑眯眯的，很妖。说实话我很喜欢她，她身上有一种我说不出来的吸引力。
半个月后，李桃枝打电话给我，称已有“货”。我就替亲戚和李桃枝“撮合”成了“好事”。事后，李桃枝给了我100元的“电话费”，而亲戚却连句谢谢的好听话都没说。比起我的亲戚来，我觉得李桃枝“人物”多了。
此后，我们就成了“朋友”，我也慢慢知道了李桃枝的底细。她就是买卖小孩的，大家所说的人贩子，她们把男孩称为“大货”，女孩称为“小货”。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和她交往没什么不妥。现在想想，她确实是我误入歧途的“领路人”，唉，交友不慎啊！在我“进来”后，她也“进来”了。在拘留所里碰见她一次，那一刻我觉得她面目可憎，毕竟，在我向罪恶迈进的过程中，是她在前面给我带的路。我看到她脸上那种高傲的随和不见了，本来富有光泽的脸上爬满了疲惫与忧伤，这满脸的疲惫下面，应该掩藏着与我一样的忏悔吧。
【提起第一次“进货”，她的脸上写满了悔恨。也许在她心底，这次经历是她人生的界河，跨过这条河，她就拥抱了罪恶，河前河后，她的人生呈现的是两种不同的颜色。“一失足成千古恨”，在从洛阳到西昌的列车上，她可曾想到过这句古语？】
为什么贩婴？当然是为了钱。
自从孩子检查出来乙肝后，我们家基本上就垮了。每个孩子每月都要1000多元的医药费，为给孩子买药吃，每月要4000块钱左右。我和丈夫种的那四五亩薄田里无论如何也长不出这么多钱。为了给孩子挣药费，丈夫常年在外打工，但仍然维持不了这个家。
我想把孩子撇到家里，我也出去打工吧。李桃枝到我家找我，对我说到四川西昌贩婴，挣钱就像拾树叶一样，“你就当是出去打工挣钱了，不就行了。”我心动了。现在想想，她应该早在知道了我家的情况后，就想诱惑我做下线了。
2004年6月的一天，我第一次坐上了前往四川西昌“进货”的火车。当时同去的除了“老师”李桃枝外，还有一个叫李麦云(已归案，记者注)的老手。
在西昌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小饭店里，李桃枝向我要了2000块钱，说要为我进一个“小货”。半个小时后，她抱回来一个脐带尚未脱落的小女孩。自始至终我都没见到西昌的“上线”，也说不清李桃枝到底是花多少钱买的。回来后小女孩被卖了4600元。除掉开
支，我从第一笔“生意”中赚了1500块钱。
我为自己掘到了“第一桶金”高兴了很长时间。我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法，孩子又不是我抢来的骗来的拐来的，是有人情愿卖给我的，我不能说是伤天害理吧。但我还是不敢把这事儿给我丈夫田彦会说，我知道这虽然不是“坏事”，但也不是“好事”。
后来我丈夫还是知道了这事，他吵了我，说这是犯罪！说孩子的药费有他呢，不让我操心。说大老爷们儿就是砸锅卖铁也不能让老婆去当人贩子。说咱人穷也不能挣那昧心钱，让人在后面戳脊梁骨说坏话。说挣钱的路千万条，只要咱不闲着，还能撑不起一个家。吵得我哭了一盆子泪，半盆是委屈，半盆是后悔。
后来李桃枝再约我去“进货”，我没去。
【对法律的无知让她在罪恶的深渊里越陷越深，愚昧的她竟认为替买卖婴儿的双方牵线搭桥是积德行善！后来，原本坚决反对她贩婴的丈夫也来帮她的忙了。她在记忆中翻出来的内容越来越多，记者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
那个“小货”我卖给了嵩县娘家一个亲戚。丈夫吵过我后，我想他说得有理，我可不能当人贩子，那多难听啊。
可是一些亲戚朋友知道了我能弄来孩子，就接二连三地找我“帮忙”。李桃枝、李麦云等人对我说，以后不让我和她们一起“进货”了，就当她们的“介绍人”吧，她们“进货”，我帮忙介绍个买家，这样既不是我卖的，又不是我买的，总不会是人贩子吧。她们还对我说，这些孩子都是父母自己卖的，不会有人来找，啥都不用怕。
我想，有人愿意买，有人愿意卖，孩子的亲生父母又不愿意养，我作为中间人，只是在买卖双方之间牵线搭桥，这总不是犯罪吧。
我和丈夫商量，他蹲在墙脚连抽了三枝烟，没说一句话。当时我的心里像跑进去几只小兔子，乱七八糟地跳。末了，我丈夫说，不犯法，弄吧。
就这样我当起了买卖双方的“介绍人”。自2004年6月至2005年4月的10个月时间里，我“介绍”出去了8个婴儿。刚开始只给李桃枝介绍，后来名气大了，要求“帮忙”的亲戚朋友越来越多，我也开始帮其他人介绍了。每介绍一个，我从中得到二三百块钱的“电话费”。
后来，我丈夫在外打工挣钱也没以前容易了，他也帮我“牵线搭桥”了。
【提起家事，她的眼泪又流下来了。也许听到了她断断续续的抽泣声，看守所的民警推门进来说，约定的采访时间早就过了，今天就聊到这里吧。临走，她希望记者写她的时候能在她的悔意上多着笔，让看到她故事的人不再走她的路。】
你要说什么最牵我的心，当然是我的三个孩子。我“进来”两个月了，只有婆家哥来过看守所送过一次衣服，还没见成面，家里的情况我什么都不知道。老大才15岁啊，他在得知自己染上乙肝后，好几次都不想活了，也不知道他又做什么傻事没有！三个人连个饭都不会做，一身病，也没钱买药，他们可咋活啊！我在看守所里，天天想的都是这三个孩子。
后悔呀！悔当初不学习，不懂法，悔贪蝇头小利葬送一生，还将丈夫拉进浑水……如果真有来生，打死我我都不再当人贩子了。
你要真写我，就多写写我的悔意吧，让读到我的故事的人别再走我的路。
【记者手记】错的不是母爱，是方式
郑州铁路公安局洛阳公安处历时两个多月打掉了一个跨省贩婴团伙。7月14日，记者到洛阳采访此案。在采访中，这个贩婴团伙中一个叫王春芳的不太起眼的“下线”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个“下线”自2004年6月至2005年4月的10个月时间里竟然参与贩卖了8个婴儿。随着对她的了解越来越多，记者的心越来越沉重。
7月15日上午，记者坐在了王春芳的对面，试图走进她的内心世界。
像许许多多的母亲一样，王春芳也深爱着自己的孩子，孩子就是她所有的牵挂。
作为母亲，王春芳有无数条路可以选择，她可以去打工，可以去求助政府有关部门……她唯一不能做的，就是去犯法。而因为不懂法，她最终选择了一条唯一不能走的路。法律是严酷的，她因为愚昧将品尝到牢狱之苦。本来是想让孩子活得更好些，到头来却落个母子高墙之隔！“怪就怪当娘的不好好上学，没文化，不懂法。”她迟到的感悟令记者神伤。
她低着头，双手摆弄着衣角，一言不发。在洛阳铁路公安处拘留所一个2平方米的房间里，记者在问她几个问题后不再问了，因为再问她还是不回答。记者决定和她就这样默默地坐着，也许在沉默中她会选择打破沉默。
头顶上的吊扇已经开到最大，随着扇叶的圆周运动，轰轰隆隆的声音一圈圈地胡乱拨弄着人的心弦。
一大滴泪砸在了她的衣角上，倏忽与汗融为一体，看来，她的记忆已经触摸到了心底最脆弱的部分。
“想你的三个身患乙肝的孩子吗？”记者突然说。“哇——”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她压抑了许久的情绪终于伴着泪水汹涌澎湃地宣泄出来。
她叫王春芳，一个37岁的农村妇女，一个因贩婴被警方抓获的犯罪嫌疑人。
在随后两个小时的采访中，她向记者回忆了自己的贩婴之路。令人痛心的是，初中毕业的她对法律几乎一无所知，她糊涂地认为，替买卖婴儿的双方“牵线搭桥”是积德行善，还天真地问记者她能不能替因贩婴同时“进来”的丈夫顶罪，因为“家里还有三个身染乙肝的孩子没人照看”。
【叙述开始时，她渐趋平静。只是她仍然捏着衣角，低着头，声音低沉而缓慢，好像她的听众不是记者，而是她自己。为了不惊扰她的回忆，记者没有随便插话，只是静静地听，默默地记，她的思绪飘到哪儿，记者的笔尖就落到哪儿。】
认识李桃枝始于一次偶然，这个偶然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娘家是嵩县人，婆家在伊川县。我有三个孩子，长子今年15岁，辍学；次子13岁，小学五年级；老三是个女孩，8岁，小学二年级，是我8年前花了900块钱从一个人贩子那里抱养的。
农民嘛，不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伺候几亩薄地，聊以维持温饱，撑不着也饿不死。吃着自家地里长出来的粮食，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了。生活本来很平静，像一碗面汤，喝起来有点小疙瘩，但后味总是甜甜的。
生活如果能就这样幸福地凑合下去多好啊！然而我没这福分。前年，在学校的一次体检中，我的三个孩子同时被检查出来同一种病:乙肝。
去年3月的一天，我们县医院请来专家搞乙肝知识讲座，我早早地去了。讲座快开始时，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坐在了我旁边。讲座的间隙，我和她说起了家长里短的事儿。
刚才说了，我的小女儿是抱养的。去年年初，嵩县娘家那边的一个亲戚也想抱养个女孩，找我问路子。我说没啥路子，亲戚不信，非要我帮忙。我把这事和邻座的女子说了说，她竟然说可以帮忙，我们就互留了一个电话。
这个女人就是李桃枝，她说起话来总是笑眯眯的，很妖。说实话我很喜欢她，她身上有一种我说不出来的吸引力。
半个月后，李桃枝打电话给我，称已有“货”。我就替亲戚和李桃枝“撮合”成了“好事”。事后，李桃枝给了我100元的“电话费”，而亲戚却连句谢谢的好听话都没说。比起我的亲戚来，我觉得李桃枝“人物”多了。
此后，我们就成了“朋友”，我也慢慢知道了李桃枝的底细。她就是买卖小孩的，大家所说的人贩子，她们把男孩称为“大货”，女孩称为“小货”。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和她交往没什么不妥。现在想想，她确实是我误入歧途的“领路人”，唉，交友不慎啊！在我“进来”后，她也“进来”了。在拘留所里碰见她一次，那一刻我觉得她面目可憎，毕竟，在我向罪恶迈进的过程中，是她在前面给我带的路。我看到她脸上那种高傲的随和不见了，本来富有光泽的脸上爬满了疲惫与忧伤，这满脸的疲惫下面，应该掩藏着与我一样的忏悔吧。
【提起第一次“进货”，她的脸上写满了悔恨。也许在她心底，这次经历是她人生的界河，跨过这条河，她就拥抱了罪恶，河前河后，她的人生呈现的是两种不同的颜色。“一失足成千古恨”，在从洛阳到西昌的列车上，她可曾想到过这句古语？】
为什么贩婴？当然是为了钱。
自从孩子检查出来乙肝后，我们家基本上就垮了。每个孩子每月都要1000多元的医药费，为给孩子买药吃，每月要4000块钱左右。我和丈夫种的那四五亩薄田里无论如何也长不出这么多钱。为了给孩子挣药费，丈夫常年在外打工，但仍然维持不了这个家。
我想把孩子撇到家里，我也出去打工吧。李桃枝到我家找我，对我说到四川西昌贩婴，挣钱就像拾树叶一样，“你就当是出去打工挣钱了，不就行了。”我心动了。现在想想，她应该早在知道了我家的情况后，就想诱惑我做下线了。
2004年6月的一天，我第一次坐上了前往四川西昌“进货”的火车。当时同去的除了“老师”李桃枝外，还有一个叫李麦云(已归案，记者注)的老手。
在西昌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小饭店里，李桃枝向我要了2000块钱，说要为我进一个“小货”。半个小时后，她抱回来一个脐带尚未脱落的小女孩。自始至终我都没见到西昌的“上线”，也说不清李桃枝到底是花多少钱买的。回来后小女孩被卖了4600元。除掉开
支，我从第一笔“生意”中赚了1500块钱。
我为自己掘到了“第一桶金”高兴了很长时间。我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法，孩子又不是我抢来的骗来的拐来的，是有人情愿卖给我的，我不能说是伤天害理吧。但我还是不敢把这事儿给我丈夫田彦会说，我知道这虽然不是“坏事”，但也不是“好事”。
后来我丈夫还是知道了这事，他吵了我，说这是犯罪！说孩子的药费有他呢，不让我操心。说大老爷们儿就是砸锅卖铁也不能让老婆去当人贩子。说咱人穷也不能挣那昧心钱，让人在后面戳脊梁骨说坏话。说挣钱的路千万条，只要咱不闲着，还能撑不起一个家。吵得我哭了一盆子泪，半盆是委屈，半盆是后悔。
后来李桃枝再约我去“进货”，我没去。
【对法律的无知让她在罪恶的深渊里越陷越深，愚昧的她竟认为替买卖婴儿的双方牵线搭桥是积德行善！后来，原本坚决反对她贩婴的丈夫也来帮她的忙了。她在记忆中翻出来的内容越来越多，记者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
那个“小货”我卖给了嵩县娘家一个亲戚。丈夫吵过我后，我想他说得有理，我可不能当人贩子，那多难听啊。
可是一些亲戚朋友知道了我能弄来孩子，就接二连三地找我“帮忙”。李桃枝、李麦云等人对我说，以后不让我和她们一起“进货”了，就当她们的“介绍人”吧，她们“进货”，我帮忙介绍个买家，这样既不是我卖的，又不是我买的，总不会是人贩子吧。她们还对我说，这些孩子都是父母自己卖的，不会有人来找，啥都不用怕。
我想，有人愿意买，有人愿意卖，孩子的亲生父母又不愿意养，我作为中间人，只是在买卖双方之间牵线搭桥，这总不是犯罪吧。
我和丈夫商量，他蹲在墙脚连抽了三枝烟，没说一句话。当时我的心里像跑进去几只小兔子，乱七八糟地跳。末了，我丈夫说，不犯法，弄吧。
就这样我当起了买卖双方的“介绍人”。自2004年6月至2005年4月的10个月时间里，我“介绍”出去了8个婴儿。刚开始只给李桃枝介绍，后来名气大了，要求“帮忙”的亲戚朋友越来越多，我也开始帮其他人介绍了。每介绍一个，我从中得到二三百块钱的“电话费”。
后来，我丈夫在外打工挣钱也没以前容易了，他也帮我“牵线搭桥”了。
【提起家事，她的眼泪又流下来了。也许听到了她断断续续的抽泣声，看守所的民警推门进来说，约定的采访时间早就过了，今天就聊到这里吧。临走，她希望记者写她的时候能在她的悔意上多着笔，让看到她故事的人不再走她的路。】
你要说什么最牵我的心，当然是我的三个孩子。我“进来”两个月了，只有婆家哥来过看守所送过一次衣服，还没见成面，家里的情况我什么都不知道。老大才15岁啊，他在得知自己染上乙肝后，好几次都不想活了，也不知道他又做什么傻事没有！三个人连个饭都不会做，一身病，也没钱买药，他们可咋活啊！我在看守所里，天天想的都是这三个孩子。
后悔呀！悔当初不学习，不懂法，悔贪蝇头小利葬送一生，还将丈夫拉进浑水……如果真有来生，打死我我都不再当人贩子了。
你要真写我，就多写写我的悔意吧，让读到我的故事的人别再走我的路。
【记者手记】错的不是母爱，是方式
郑州铁路公安局洛阳公安处历时两个多月打掉了一个跨省贩婴团伙。7月14日，记者到洛阳采访此案。在采访中，这个贩婴团伙中一个叫王春芳的不太起眼的“下线”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个“下线”自2004年6月至2005年4月的10个月时间里竟然参与贩卖了8个婴儿。随着对她的了解越来越多，记者的心越来越沉重。
7月15日上午，记者坐在了王春芳的对面，试图走进她的内心世界。
像许许多多的母亲一样，王春芳也深爱着自己的孩子，孩子就是她所有的牵挂。
作为母亲，王春芳有无数条路可以选择，她可以去打工，可以去求助政府有关部门……她唯一不能做的，就是去犯法。而因为不懂法，她最终选择了一条唯一不能走的路。法律是严酷的，她因为愚昧将品尝到牢狱之苦。本来是想让孩子活得更好些，到头来却落个母子高墙之隔！“怪就怪当娘的不好好上学，没文化，不懂法。”她迟到的感悟令记者神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