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load=1] 对于五十年代后半期中国政治的发展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问题, 中外学者多年来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著作, 以丰富的历史资料对中共领导层的决策过程, 以及影响这一过程的国内外因素, 做了深入的研究, 在西方同行的著作中最有代表性。 然而, 产生于七十年代中期和八十年代初期的这两卷本大作, 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受文革时期流传的资料的影响, 较多地强调了五十年代后半期面对苏联东欧风云变幻，中共领导人之间的政策分歧和权力斗争。 此外, 在某些尚缺乏足够资料证明的问题上, 作者做了大胆的推论和猜测。全书所论述的这段历史, 带有很浓厚的宫廷政治色彩。尽管如此, 这部大作（欣闻第三卷已经问世）的分析方法和观察视角, 对中国学者仍有参考价值。 近十年来, 中国方面又有一批新的史料出版。根据这些新资料, 我以为, 前人的某些（不是全部）推论和猜想已被推翻或证实。实际上, 很多“分歧”被那些文革中的资料夸大渲染,甚至无中生有。新的资料表明, 至少到五十年代后半期, 中共领导核心之间, 政策基本一致, 没有重大分歧。即使稍有分歧, 刘少奇等领导人也是立即以毛泽东的意见为准。尤其在对斯大林逝世后苏东风波的因应等对外问题上, 中共领导核心完全听从毛的决策。 我还以为, 就探讨文革起源而论, 比权力斗争和政策分歧更值得重视的一个因素, 是毛泽东的政治哲学, 例如他那一整套辨证法、矛盾论、斗争观、两点论、两分法等等。 本文将中共领导核心视为一个整体, 探讨其怎样在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指导下,在对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等国际风潮的回应中, 一步步走上了文革之路。对于缺乏确凿史料论证的问题, 宁肯置而不论。 毛泽东的文革政治理念, 鲜明地表述于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编辑部联合发表的一篇经他本人审定的社论中。 社论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将其归纳为六个要点： （一）“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二）“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五）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六）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以上论点是对毛泽东文革理论的经典概括, 而第一点是这个理论的哲学基础。选择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日来阐释这个理论, 是意味深长的。社论提醒人们注意这个理论缘起的国际背景:“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现代修正主义纂夺了政权, 逐步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 给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提供了很深刻的历史教训”,“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从内部来纂夺党和国家的领导, 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4] 尽管中国内部各种矛盾的发展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但一些国际因素也影响了中国内部矛盾的发展和文革的发生。反对美国某些政治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防止苏联“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在中国取得政权，这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冷战国际环境的回应，也是中国文革缘起的背景。[upload=2] 一 以苏为鉴, 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矛盾 自两极对立的国际冷战格局形成后，中国共.产.党入鉴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敌对态度，作出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选择。尽管如此，中国领导人并不情愿照搬苏联模式，而试图独立自主地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以和平方式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一例。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中共面临的下一步的战略任务，就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这个时期的国际冷战形势趋向缓和，但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对中国实行围堵和禁运政策。中国只能在苏联的援助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同社会主义改造相比，中国在建设方面的独创性较小，基本照搬苏联模式。然而,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相继发生捕杀贝利亚、平反冤假错案、加强农业、围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展开争论、转变对南斯拉夫的态度、更换斯大林选拔的接班人等等事件。这使中共领导人意识到斯大林和苏联的建设模式中存在一些错误。毛泽东在“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从1956年2月开始听取34个部委的汇报，进行调查研究，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 恰在此时, 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贯彻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争取同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等一系列重大决定。赫鲁晓夫还在会上作了揭露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泄露后引起国际轰动，并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引发了非斯大林化的风潮。 中共中央政治局获悉苏共的通报后, 对这一事件高度重视, 反复开会讨论。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此举, 一是揭了盖子, 破除了对苏共和斯大林的迷信, 有利于中国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 值得感谢; 二是捅了漏子, 秘密报告的内容和方法都有严重错误, 应予补救。对于斯大林问题, 毛也持两点论: 一方面欢迎批判斯大林的严重错误, 特别是他曾经四次错误地干预中国革命, 都直接针对着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毛现在得以一吐旧怨; 另一方面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 认为更要强调斯大林的伟大功绩, 任何政党和个人都难免犯错误。毛泽东的意见引起政治局常委们的共鸣。邓小平着重谈了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毛提议发表文章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 并说明中共一贯主张群众路线, 反对突出个人。刘少奇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迷信, 从根本上说是主观不符合客观, 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 是思想方法问题。毛也同意这一点, 并亲笔在文章中加写了相应的论述。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和政治局讨论, 毛泽东理清思路, 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 论列了中国面临的十大矛盾关系。他论述每个问题时, 都把苏联和斯大林的错误引为教训, 对照总结中国的经验。按照当时听众的记录, 他对斯大林的批评比后来发表的版本更为尖锐。而他对于美国和西方的长处, 则更倾向于持学习、借鉴的态度。 例如, 论及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时, 他指出苏联的办法不好, 把其他党派都搞光, 只剩下共.产.党, 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中国共.产.党则采取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的许多人, 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谈到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抓到一个就杀一个, 结果犯了大错误。斯大林说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 毛认为“这在一定时间是真理”,“过了这个时间就不是越斗越尖锐”。谈到党内外的是非关系, 毛泽东批评斯大林“错误与反革命界限不分, 错杀了很多人。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8] 中共领导人这时努力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 是当前的中国社会还存在什么矛盾和怎样处理这些矛盾。他们最初并不认为阶级矛盾和斗争在这个阶段上还占有重要地位。经毛泽东和政治局审定的对苏共二十大的表态文章, 列举了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革新与守旧、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唯心论与唯物论、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等等矛盾, 但是没有提到阶级矛盾。[9]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最初版本, 也未谈及阶级矛盾。[10] 这以后的一些谈话表明, 他当时认为,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 国内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 阶级斗争已经完结或“基本解决”了。他对斯大林混淆矛盾、阶级斗争扩大化等错误，抱有高度警觉。[11] 不幸的是, 他后来由于各种很复杂的原因, 又在某种程度上重蹈斯大林覆辙，原因之一就是对冷战中的国际事件的领悟与回应有失误。 无论如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者们在1956年已经察觉到,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矛盾的性质各有不同，处理方法也应不同。究竟能不能正确处理这些矛盾，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upload=3] 二 对苏波匈事件的回应：扩大民主与区分两类矛盾 中共领导人试图用扩大民主的办法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 防止斯大林的错误在中国重现。[12] 针对苏联以前在学术批评中的教条主义和乱扣政治帽子的做法，毛泽东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重申: 艺术问题上要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要百家争鸣。随后他又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公布了这个“双百”方针。 周恩来7月21日在上海的党的会议上指出，从国内情况和苏联犯错误的经验看来，扩大民主具有更本质的意义。他从国家制度方面提出一些改进办法，扩大人大代表批评政府工作和检查公安、司法工作的权利。[14] 九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充分肯定并扩展了民主化的尝试。与某些传闻和推测不同, 毛泽东事前以充分的时间多次审阅和修改了大会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周恩来、彭德怀的发言稿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等, 所以这些文件中的原则性内容都是经他审定的。[15] 以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为例, 原稿提出中共特别需要各民主党派的监督。毛泽东增改为“首先是阶级的监督, 群众的监督, 人民团体的监督。” 原稿另一处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说成同“党内的自我批评”和“劳动人民的监督”似乎一样重要, 毛泽东将论述改写为: 后两者的批评监督“是主要的一面”, 而前两者的批评“常常是从右的方面出发的”。看来他不愿走得象同事们那么远，半年后的整风运动似乎不幸地验证了他的这个见解。 政治报告还指出: 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现在已经解决了”。“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 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认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 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反复审阅这个报告和决议草案时, 对这些论断没有提出任何异议。[17] 扩大民主的努力还体现在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根据毛泽东“不要个人突出”的原则, 这两个文件要求全党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 并从党章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18] 这一时期, 非斯大林化运动在共产主义阵营接连引起思想、政治和社会动荡, 波兰、匈牙利先后发生群众性的示威和骚乱，对中共认识和解决社会矛盾、扩大民主的进程造成很复杂的影响。中共中央密切关注局势并不断作出反应, 仅在1956年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二十天内，中央常委和政治局连续开了十几次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及有关问题。[19] 关于波兰事件，中国驻华沙大使最初认为这是一场反革命骚乱。当地新华社记者谢文青的报告则认为波兰事件具有革命性质。毛泽东赞成谢文青的看法。[20] 波兰统一工人党7月18日召开的七中全会认为：引起罢工和动乱的极大部分责任要归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官僚主义和愚昧无知, 事件表明党同人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存在着重大错误。对此, 波兰党积极采取措施, 克服缺点, 扩大政治民主, 改善人民生活。中共中央赞赏波兰党的做法, 认为他们比较有力量, 能控制局势, 使群众的不满逐步得到解决。[21] 当苏共中央发来准备武装干涉波兰的电报后,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0日紧急开会, 一致同意向苏共中央发出紧急警告, 坚决反对武装干涉。毛泽东随即召见苏联大使, 劈头便说: 我们政治局一致认为, 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这样做, 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竟然不顾我们的劝告, 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就是这几句话, 请你立即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情况紧急, 时间无多, 谈话就此结束。请你赶紧去办。苏联大使满头大汗, 诺诺而退。[22] 应苏共中央21日来电邀请, 中共中央22日派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等人组成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协助苏共处理波、匈事件。[23] 这时匈牙利事件愈演愈烈, 执政党处置不当, 矛盾激化, 局势失控，后果严重。中共中央认为由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策动, 匈牙利事件已变为“反革命复辟”的性质, 执政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已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在此情况之下, 苏中两党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似乎各有新的理解。苏共决定从匈牙利撤军。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 10月31日向苏共中央表示反对, 严厉地指出: 这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 将成为历史罪人。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了一整夜的会, 最后决定武装干涉匈牙利。[24] 中共中央更为关注的是波匈动乱原因和经验教训。代表团回来后，政治局连日开会讨论这个问题。11月10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也以此为主要议题。毛泽东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犯的错误概括为：对外的大国主义, 对内的大民族主义, 对人民的专制主义。[25] 刘少奇在全会上报告了他对匈牙利事件起因的看法：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在执政后没有发动群众去进行阶级斗争，去反对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经济建设中过多地建设重工业，牺牲轻工业和农业，一直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以致激起群众不满，被反共势力所利用。他认为应吸取的教训有：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26] 毛泽东在全会的总结讲话中, 再次从政治哲学角度指出: 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 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问题。斯大林的错误具体表现为否定矛盾, 实际上是主观主义, 否定群众, 个人崇拜, 个人独裁。波匈事件表明, 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存在。革命就是解决矛盾。今天中国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 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一般来讲, 不是对抗性的, 可是如果解决不好, 就可能变成对抗性的矛盾。为了防止这样的变化, 他宣布明年要进行一次大的整风, 主要是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27]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关于“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的言论, 铁托对“斯大林主义分子”的激烈抨击, 引起中共中央的极大反感和警觉。在政治局的集体讨论中, 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形成区分“敌我”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思想。[28] 他在12月4日给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信中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 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 敌我之间用镇压的方法, 人民内部用说服和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 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 还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这里流露出他在波匈事件后对阶级斗争问题的再思考。[29] 根据政治局的反复讨论和毛泽东的归纳, 《人民日报》编辑部12月29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开篇即提出应把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为观察国际问题的“根本立场”。文章认为匈牙利事件和杜勒斯的言论提醒人们, 不能忘记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国际冷战中的两极对抗。然后论列了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区别、产生原因和处理方法，接着谈到这两类矛盾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30] 在国际冷战背景下总结出来的关于两类矛盾问题的政治哲理，很快被运用到中国内部问题上。其中关于敌我对抗和阶级斗争的学说, 被逐步扩大, 成为从民主整风转向反右运动以至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理论源头。 [upload=4] 三 匈牙利事件的阴影：从民主整风到反右运动 中国在国际风潮的影响下，1956年下半年也频频发生群众闹事。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发生几十起罢工、请愿事件，共约一万人卷入。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也共有一万多人。农村也连续发生闹社的风潮，如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等事件1100多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有十一、二万户，等等。有人在闹事中公开提出要来一个“匈牙利”。[31] 闹事的原因，据刘少奇的调查研究，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 政治性质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很少发生。“总起来讲，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是引起闹事的原因”。“人民内部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32] 毛泽东也认为：“如果我们不警惕，不改正官僚主义作风，结果就可以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脱离人民，甚至最终为人民所打倒”。[33] 1957年春中共开展的以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 是用民主方法处理党和群众之间矛盾的一次尝试。毛泽东2月27日作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 3月12日又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这两个讲话当时虽未立即发表, 但在很广范围内传达了, 起了鼓励党内外人士向中共的领导作风发表意见的作用。[34] 整风之初，毛泽东强调允许互相批评，马克思主义不怕批评，老干部不怕批评，批评政府不犯罪。中共中央内部也出过坏人, 也能产生官僚主义, 所以对共.产.党的缺点也应揭发。“放”有百利而无一害, “收”是错误的。他甚至“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看作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 认为群众闹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清除官僚主义,“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35] 根据他的讲话和中共中央指示, 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除布置党员学习讨论,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外, 还邀请甚至组织党外人士批评中共和政府的缺点错误, 举行各种会议进行“鸣”、“放”, 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各种批评意见。整风很快从“小民主”走向“大民主”, 毛泽东的战略发生了急剧变化, 从5月中旬开始, 采取“引蛇出洞”的“阳谋”, 诱使“右派”们“放”。继而动员党内外力量大举反击, 民主整风变成急风暴雨般的反右运动。 发生这一急剧变化的原因, 十分复杂。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原因是苏共二十大和波兰事件, 特别是匈牙利事件给中国决策者造成的心理阴影。 苏、波、匈事件的接连出现及其在中国引起的社会波动, 使中共领导人认识到, 阶级矛盾、敌我矛盾仍在一定范围（至少在国内意识形态领域和国际上）存在, 而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 尤其是“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 已经相当突出, 不及时加以正确处理，就会发生全国规模的群众骚乱, 所以有必要进行整风。另一方面, 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以前没有进行群众性的阶级斗争, 没有彻底镇压反革命, 中国则进行过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较彻底的镇反运动, 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 反革命基本肃清了, 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拥护中共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 所以中共有可能用民主整风的办法去处理党和群众的矛盾。[36] 然而, 言路放开后, 针对中共领导和政治体制问题的意见之多, 批评之尖锐, 出乎整风发动者意料之外。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随之动摇, 以至巨变。他认为党内外的右派正在乘机“猖狂进攻”, 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他断言: “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比“教条主义”更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37]“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 又在党外）, 不打胜这一仗, 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 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38] 从“防止”匈牙利事件到“主动引出”匈牙利事件，分割歼灭之，战略的转换就这样实现了。 用扩大民主的方法解决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 这一设想很好。但如果只是在人治或党治的条件下实行民主, 则难免忽纵忽控,予取予与。只有在法治社会中,公民行使民主权利, 才不至因言获罪, 更不至因被扣上某种政治帽子而遭受各种形式的迫害。[39] 公民的言行是否危害社会, 是否应受惩处, 要由司法机构而非任何政党组织和群众来裁定。这次民主整风，没有健全的法制保障, 中途转向反右运动, 后果严重而深远。 后果之一, 是“官僚主义”、“特殊阶层”与人民群众的矛盾, 未能根本解决，反而积累下去, 形成了一个循环模式：为解决矛盾、防止动乱而发扬民主, 批评领导者的错误，又因民主批评越“轨”而惹怒执政者，以为匈牙利式的反共动乱迫在眉睫，于是调转矛头反“右”，压制民主。党群关系中的矛盾未能消除，尔后又有新的发展，引起新一轮循环。当这种循环递进到某一个新的层次, 毛泽东断然改变运动重点, 决心放手发动群众“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最终还是不得不用“当权派”来收拾“群众运动”，这便是文化大革命的由来。 后果之二，是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被当成敌我矛盾处理, 大批对中共领导的方针、政策、作风和体制等问题提出批评和不同意见的人，被当作阶级敌人对待。55万社会精华陷于冤案，历史创伤很难平复。[40] 后果之三，是把社会主义社会本来已经基本解决的阶级斗争引入共.产.党内。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反对党内“修正主义”的任务。他认为，党内“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所主张的实际上资本主义路线，“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41] 后果之四, 是在理论上修改中共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 开始逐步走向阶级斗争扩大化。1957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 毛泽东提出, 中国城乡仍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42] 接着, 在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 毛泽东进一步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毫无疑问, 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43] 这就改变了中共八大的有关论断, 改变了以经济建设为主要任务的指导思想, 走向把处理只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为主要任务甚至是一切工作之“纲”的错误道路。这种受冷战国际事件和国内暂时的政治风波的影响而修改党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的做法, 也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后果之五，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种群众斗争方式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从此成为处理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包括党内）矛盾的一种武器。[44] 后果之六，是在经济建设方针上也开始反右倾保守主义。毛泽东在一系列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周恩来等人1956年提出的“反冒进”的正确主张，[45] 从而为1958年的“大跃进”开了道，并因经济建设问题引发了党内新的争端。 [upload=5] 四 赫鲁晓夫的幽灵：大跃进和庐山会议 1957年8月和10月，苏联率先发射成功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这一成就鼓励了苏联人在经济、国防和科技领域赶超美国的雄心，也引起社会主义阵营赶超资本主义阵营的竞赛热潮。中国的大跃进就是在冷战两大阵营的经济竞赛推动下产生的。 1957年11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宣称，苏联的经济建设将在15年后超过美国。毛泽东也立即在会上宣布, 15年后中国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他当时主要指的是钢产量。[46] 刘少奇12月2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于是，“以钢为纲”，“全民大办钢铁”的工业大跃进就这样开始了。“超英赶美”的时间表在大跃进中一再缩短，后来一度想要两年超英，六、七年超美。[47] 工农业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引起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也引起领导者间的意见分歧。从1958年11月起,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接连召开许多会议, 试图纠正冒进的错误。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也是为此目的召开的, 基本精神是要纠正“左”倾冒进的偏差。但是, 因为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要求认真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经验教训, 结果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将会议矛头转向批判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 并且挖出了一个由几名中央委员和侯补中央委员组成的“反党集团”。这简直是两年前的“整风—反右”模式在中共领导层的重演。[48] 为什么一封信会惹这么大的祸？这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历史成见有关，也同毛泽东对这封信的国际背景的猜疑有关。本文要谈的是后者。 苏美两个阵营的大多数国家都对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持怀疑和否定态度。毛泽东对此种国际压力很不满, 尤其不满赫鲁晓夫的态度。[49] 彭德怀５、６月间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东欧,时同赫鲁晓夫碰过面, 回国后即参加庐山会议, 并以写信方式提出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意见。毛泽东视彭此举为“下战表”, 是想在中共中央树一面纠集反对派的旗子, 于是毅然迎战, 将彭的信印发与会者讨论。毛泽东等人怀疑彭德怀出访时“摸了国际气候”,“大概在莫斯科取了点经吧”！“闻了人家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是否同国际朋友（指赫鲁晓夫等人）的影响有关系”？联系到彭德怀以往反对个人崇拜的言论, 认为他自苏共二十大以后, 就很佩服赫鲁晓夫, 现在又乘国内外、党内外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议论纷纷之际, 向党和毛泽东进攻。而彭本人在向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指出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不良后果时, 也曾多次讲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 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 要请苏联军队来”。彭的支持者还在激愤之下说过, 毛泽东的一些做法“很象斯大林的晚年”, “翻云覆雨”、“一手遮天”。凡此种种, 都使毛泽东认为问题的性质很严重, 非反击不可。[50] 两年以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不良后果已清楚地显示出来，全党都在努力纠正。可是，彭德怀案仍不能平反。为什么？据刘少奇解释：“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在于彭是“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带领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51] 国际背景对中共党内斗争影响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庐山会议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迈上一个新台阶。一方面, 毛泽东由此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他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 是一场阶级斗争, 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 在我党, 这一类斗争, 看来还得斗下去, 至少还要斗二十年, 可能要斗半个世纪, 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 斗争才会止息”。[52] 于是, 中央领导层就成为未来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另一方面, 毛泽东把怎样评价大跃进、人民公社, 看成是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持什么立场的问题, 从而助长了“群众运动天然合理”, 只能“鼓干劲”, 不许“泼冷水”的风气。[53] 庐山会议后，全党接着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各级组织中的干部、党员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达365万之众，大都是敢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人。[54] 继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这一大批党内精英又一扫而去，全党全国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的路线，就只有顺从而很难形成牵制力量了。 五 从反对美国的“和平演变”, 到防止中国的“赫鲁晓夫” 1953年上台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开始大力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和平攻势”。国务卿杜勒斯宣称要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实行“解放”政策，“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这些话曾引起过毛泽东的注意，认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策略有变化。[55] 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 中苏两党发生一系列的原则分歧。1959年苏美关系开始改善, 而苏中关系不断恶化。[56] 苏、美等国领导人和报刊对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大量的指责。毛泽东将此视为“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这时又加紧宣扬“和平取胜战略”。这些情况促使毛泽东深入思考美国政策的目标与手段、苏共变化的性质与原因等问题。 1958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对各协作区主任的一次谈话中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要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他的讲话。[57]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议，讨论国际形势。会前他让秘书找出杜勒斯近年来的三篇讲话，重新阅读, 然后同秘书谈了对这些讲话的看法，由秘书根据他的谈话内容对每篇讲话各拟一个批注，连同杜勒斯三篇讲话的全文印发给与会者。11月12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进一步分析了杜勒斯所说的“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句话，指出：“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要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对杜勒斯1959年1月31日在纽约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毛泽东评论说：“杜勒斯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笑声）“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客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毛泽东总的看法是：“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希望大家看一看印的这个文件”。[58] 反和平演变的战略任务，从此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 从１９６０年起，中苏分歧进一步加剧。中共报刊开始不点名地批判赫鲁晓夫。在党内，则明确指出苏联已经变修，要吸取他们的教训，并认为中国也已经有了“修正主义者”，就是彭德怀等人。[59] 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指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纂夺了”，中国党内也有些人“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而且“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60] 到了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进一步作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提出“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61] 全会公报指出，“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62] 在1963年至1964年的中苏公开论战中, 关于帝国主义的冷战压力与“和平演变”政策, 是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和修正主义纂权的外部原因的观点, 得到进一步的阐述。[63] 中共连续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其中分析了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演变”战略，指出南斯拉夫就是经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苏联正在走上同样危险的道路。[64] 在1964年7月发表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中，中共全面总结了苏联的教训，认为：“在今天的苏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纂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完全适应美帝国主义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需要”。这篇文章将毛泽东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系统地归纳为15个要点，其中已经含有后来被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即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基本要素。文章最后强调，毛泽东指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性，“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文章在列举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时，每一条都把赫鲁晓夫作为反面教员加以对照，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警惕到了何等程度。[65] 这时，越南战争逐步升级，美国把战火烧向越南北方。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中共中央1964年5、6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突出地强调了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修正主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从反修防修和防备世界大战的总体战略上布置了各项工作。刘少奇谈到南斯拉夫和苏联变修的教训，提议也想想我们会不会搞修正主义？毛泽东说：已经搞了。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拿在我们手里。他郑重号召：省、地、县传下去：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中央，各省要顶住。刘少奇接着说：各省可以独立。[66] 此后，毛泽东等人对全国各级领导权“和平演变”的程度，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性，越看越严重。他1964年12月在一个批示中又提出中国有“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接着，在中共中央1965年1月14日发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67] 至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及其理论根据已经基本形成。一年后, 毛泽东终于确定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是谁, 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哪些人, 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